一、从西单民主墙到网络论坛
西单民主墙,是当代中国一个很敏感的字眼。作为晚生,我没有亲眼目睹这排两百米长的矮墙。只是从公开出版物和坊间流言里,略知一些故事。这些故事让我感动,让我敬仰,也让我在唏嘘长叹中,徒增一二分莫名的恐惧。
我曾在位于北京西单附近的一家大媒体供职。每天上下班,都路过西单十字路口东侧路北的人行道,赶公交车。物非人非,那堵墙连遗址也找不准了。虽然在那堵墙上挥笔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可脑海里总不时浮现出一个个目光坚毅、傲骨嶙峋的脸孔。他们或者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一个热血的普通百姓,或者是一个关心着民族和国家前途的思想者,也或者是一个心理阴暗的反社会分子。不管他是谁,他来自何处,至少可以肯定他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灵魂。在压抑已久、逼仄得很的年代,他们寻找了一个抒发话语的地方。
他们说:“我们应当把这块阵地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
西单墙,终于还是倒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埋着不屈的灵魂。在我心中却留下了一个美丽的传说,凝固着一段追求民主的峥嵘岁月。他们富有理想与追求,崇尚宽容、博爱、科学与真理,不为功利,不惧强暴,满腔热血,情系民生,胸怀天下。他们用青春或生命在墙上挥毫,付出不能承受之重的代价。
西单民主墙取缔的那一天,有一首墨迹未干的诗刚刚贴上。诗中写道:“我的朋友,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再见!我能对你说些什么?说春天的严寒?说枯萎的腊梅?不!还是说欢乐吧!说明天的欢乐,说纯净的天空,说野外金黄的花朵,说孩子透明的眼睛。我们应该带着尊严告别,不是吗?”
这首诗在空中飘着,飘着,像蒲公英一样飘向九州八方。经历了风雨,穿越了时空,在21世纪的中国人心中,久久回荡。西单墙倒了,但民主墙却在中国人心中矗立起来。
科技改变世界。21世纪的互联网,使每个中国公民似乎一夜之间,就拥有了彰显话语权的“民主墙”。网络建立了一个充分自由和开放的社会,它没有现实社会的种种限制。在这个独立的空间中,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自由地表达其观点,无论这种观点多么奇异,都不必担心受到压制而被迫保持沉默或一致。《数字化生存》作者尼葛洛庞蒂说:“互联网有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暴力,政客都没办法控制这个网络。信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
网络开辟了通往自由民主的一条便捷之路,实现了大众传播史上第一次“零进入壁垒”。网络论坛、即时对话、虚拟社区、博客空间等等,打开电脑即可向世界自由发声。不管是谁,话语权人人平等,无名小卒也可以在网上批评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一介草民也可以抨击任何一个政治家或名人,其批评言论还会被无限放大和广泛传播。每一台计算机终端旁,都有一个表达民主诉求的中国人。这些民主的终端通过网络交换机和路由器连接在一起,就构建了一个网络民主。
二、网络民主是个好东西
民主机制的土壤是开放与阳光;信息封锁、暗箱操作,是民主的天敌。无论是黑砖窑事件的揭露,还是重庆钉子户事件的“完美解决”,又或是纸老虎事件的几乎毫无悬念的“悬念”,都是网络上传民意、推进对话的绝好样板。在自由开放的虚拟世界里,正是网民们对黑砖窑事件的强力“灌水”,才使众多的山西窑奴得到解救;正是网民们对“最牛钉子户”事件的强力“发帖”,才为《物权法》的出台与实施创立了第一个成功案例;正是由于网民的义愤发声,使许多贪腐集团现出丑陋原形;正是海内外网民的同仇敌忾,才保证了奥运圣火在境外最终排除干扰顺利传递。
没有网络,这些问题也许最终也会解决,然而,谁也无法预计,那会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那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网络的运行,信息的开放,无疑是对官僚集权阶层形成了挑战,构成了威胁。于是,一些官员屡屡对网络进行发难,以至于某地的宣传部长竟然怀念起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就连刚刚因“疫情门”饱受网民炮轰的阜阳市委书记,也一脸的无辜写博文,大叹“辛酸”与“委屈”。
网络使完全直接的政治参与成为可能。网民不需要再由别人来代表自己,自己就可以直接发表政见。个人通过一台电脑就能直接与政府官员对话,向政府提出某项要求和建议,或参与政府的某项选举和决策。互联网不仅将这项技术赋予了人文元素和平民精神,而且还为人文元素和平民精神的物化与实现,提供了操作与实践的手段与途径。网络信息的即时传输功能,无异于在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之间建立了即时对话与现场办公的机制。这与现实生活中一份文章要盖数百枚公章备案,一份报告要经数十个部门审批的现象,优劣立见。
互联网《原则宣言》指出:“每个人都有自由发表意见和自由言论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应被排除在信息社会所带来的福祉之外”。这一原则强调的正是网络世界的平等性。公民分工可以有士农工商,公民权利却没有“含权量”的不同。网络空间与民主机制有着十分深刻的一致性。你可以在网上起一个或长或短、或中或洋的网名,但你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网民”;你的“档案”也许只有QQ,一组符号而已。正因这样一种身份平等的民主机制,往往有一些貌似神圣的官网评论放到网络上遭到嘲弄,往往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菜鸟网文传遍世界。盖网络之上,只有民意的“研讨会”,而没有官员的“主席台”。
网络世界的匿名性,让所有参与者免于恐惧。而所谓自由,就是要免于恐惧,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正是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基本内容。在西单墙发声的民主先辈,用青春和生命为代价,留下了一个个血色惊叹号。在互联网世界,相对安全许多。虽然大愚若智的网警们可以按照上网电脑的IP地址,按图索骥;但只要你不卖国、不搞阴谋诡计、不糊里糊涂追随邪教、不去策划打砸抢烧之类的坏事,一般不会找你的碴。即便你骂得太出名或太出格了,大不了请你“喝杯茶”,训诫你几句。
自信的政权一定是宽容的政权;民主的威权,更不必杯弓蛇影,草木皆兵。鲁迅先生在几十年前就曾提出告诫:“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
三、西方为何最怕中国网民
德国《时代周刊》最近载文坦言:“不怕中国政府,就怕中国网民”。该文实话实说:“西方媒体习惯了面对笨拙的、没有创造性的中国官媒。但这次他们遇到了一个新的对手,即中国网民。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说,这场战斗无关政治和经济,而是对不公正的反抗。中国人民以自信、有理有制、创造性的方式追求公正。西方媒体被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惊呆了,至今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回应。”
文中还指出,中国人的抗议行动以高科技的交流技术为依托,他们利用虚拟媒体,在各个论坛、使用世界各种语言顽强地追踪着西方媒体关于西藏问题的不公正报道,他们据理力争,追根溯源、提供证据。即使少数几个人例外,但绝大多数参与者在这场战斗中恰到好处地理解了民主和人权的意义。
此文让中国网民倍感光荣和激动。在我看来,西方“不怕中国政府”,是因为在大国价值观博弈中,一直打着“人权”旗号不断谴责批评中国专制威权,自以为抢占着世界道德高地。西方“就怕中国网民”,一是怕中国网民以事实说话,表达了公理正义;二是怕中国网民所表达出的“网络民主”。西方不是一直自诩“民主”斗士、“人权”卫士吗?亿万网民的自由发声何尝不是现实政治一种活生生的民主?当民主利器遇到专制堡垒,刀光剑影,一枪挑破,那是必然;但当民主遇到民主,偃旗息鼓,顿感挫败,那也是必然。
诚然,当前中国“网络民主”或通过网络表达和行使民主权利,只是一种模糊的概念和形式,网络民主还只是理论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民主”。网络民主的出现,是因为现实社会的言论空间相对逼仄。中国当下的公众参与存在一种网络依赖症,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互联网承载了这么大的显示民意的功能。沸腾着强大民意的中国“网络民主”(不仅仅是爱国主义),成了还击西方霸权主义的杀手锏,成了闭上西方媒体歪嘴的透明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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